小河沿路，这名字，沈阳人叫着顺嘴，听着顺耳，外地人却犯嘀咕：是沿河的小路呢，还是小河的边沿儿？反正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地标。可偏偏“小河沿”这个名字就这么悠长地叫着。最初，小河沿是万泉河的另一个名字，如今水路改旱路，名字还叫小河沿，别人不觉得咋样，沈阳人听着亲切。

这名字像一个旧物件，温润妥帖，是岁月包了浆的玉。要是哪天忽然改名“万泉大道”或“南运河北路”，估计整条街的树都得抗议——毕竟它们打根儿起就认得“小河沿”这三个字。

小河沿路是随南运河走的。从大什字街那儿的万泉河畔起身，挨着水往东北去，到了长安路便停住了。南北走向，随弯就弯，一路上与多个街巷丁字交着，小什字街、堂子街、凯翔一街、凯翔二街、凯翔三街，再往东去，又与江东街、航空路相交。全长三千来米，两车道，不宽也不窄，一路枝桠交叠，荫凉打身，像一条老路该有的样子。这条路在历史上分三段。1952年疏浚南运河，三段便连成一条。1957年正式命了名，铺了沥青，这才成了今天的样子。空间的连通，让时间也交接起来。

金秋时节，一支由生活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英国等地的20余人组成的特殊访问团，来到沈阳，来到小河沿。他们是伍连德博士的后裔及“循迹伍连德”访问团，此行的目的并非寻常的观光，而是一场跨越山海的与先辈的重逢。从北京到哈尔滨，从同江到营口，最终，他们将最深沉的凝视，投向了沈阳——这座伍连德博士曾留下深刻足迹的东北重镇。

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

伍连德博士（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伍连德博士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人民医院、东北陆军医院的主要筹办者，他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于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理由是“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对于伍氏后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家族的寻根与团聚，更是一场对先辈伟大精神的朝圣。他们循着伍连德博士的足迹，走过他战斗过的疫区，探访他创建或工作过的医院与学府，参观他创建的海关，试图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触摸这位“国士无双”的医学巨匠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温度。

临危受命

伍连德与东北的生死救赎

要理解这次寻访的厚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1910年至1911年的那个寒冬。

彼时，中国东北地区暴发了震惊世界的肺鼠疫。疫情从西伯利亚，沿中东铁路迅速蔓延，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沦为重灾区，每日死亡人数触目惊心，满洲里、哈尔滨等地甚至出现了“全村绝户，十室九空”的惨状。

在这危难之际，年仅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总医官，奔赴哈尔滨指挥防疫。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逆行北上，抵达了被瘟疫和死亡笼罩的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聚居着2.4万余名中国人、4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城市。而疫情最重的傅家甸（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居民多为闯关东过来的穷苦百姓。彼时的他，凭借扎实的现代医学知识、敏锐的直觉、过人的胆识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四个月内，通过采取隔离、消毒、焚烧病尸、推广口罩等一系列科学而果断的措施，奇迹般地扑灭了这场世纪大瘟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现代科学理念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成功范例，这一壮举，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更开创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的先河。

此后，伍连德博士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中国现代化医疗体系和防疫体系，领导扑灭了数次鼠疫、霍乱。1927年，伍连德博士被WHO前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鼠疫斗士”称号。

东北，这片曾见证伍连德博士医学巅峰与人性光辉的土地，自然成为了伍氏后裔们“循迹”“致敬”的选择。沈阳，作为当时的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伍连德的职业生涯和整个东北防疫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

伍连德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旧址。

小河沿儿

中国近代医学的摇篮和国际舞台

“循迹伍连德”访问团在沈阳的第一站，便是位于大东区的小河沿地区。在晚清，小河沿是东北少有的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公共空间。对于沈阳人而言，小河沿是充满烟火气的市井地名，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这里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历史坐标。

伍连德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沈阳（奉天）。这里不仅是东北防疫的指挥中心之一，更在疫情平定后，于1911年4月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规格之高、影响之广，堪称当时世界医学界的盛事。

辽宁省肿瘤医院院内，大东区小河沿路44号，两栋古朴典雅、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这便是奉天医科大学旧址仅存的教学楼。正是这两栋建筑，在百余年前，见证了世界顶尖医学家们为探讨鼠疫防治经验、制定国际防疫公约而激烈辩论与智慧碰撞的每一个瞬间。不远处，位于小河沿路堂子街7-2号的盛京施医院教工宿舍旧址，也静默地诉说着那段中西医学交汇、救死扶伤的岁月。

在鼠疫日趋得以控制的1911年3月，伍连德上报外务部，请求召开国际研究会，讨论“素未注意之肺疫”。关于此次会议的最先动议者，另一说法是原滨江关道道尹、外务部左丞施肇基。早在疫情高发时，他就向政府提出邀请全世界的传染病专家到中国考察鼠疫病情、共同研讨防治方法。或许，是两人英雄所见略同。1911年4月，在施肇基及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下，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

会议于1911年4月3日开幕，4月28日结束，持续了26天。共有来自中、日、英、美、俄、德、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著名学者、世界各国“专门名医”参加。主持防疫的总医官伍连德被选为主席。英国《泰晤士报》称“此次会议开创了中国医学史的新时代”。会议期间，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对这次鼠疫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最后，以会议的名义形成了给中国政府的临时报告，即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奉天万国鼠疫大会以英语、法语、德语和汉语作为会议使用语言，在会议程序规则中明确规定了要对会议报告进行编辑并出版。1912年英文版《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完成编印。

伍连德根据在这次鼠疫中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1926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之后，伍连德先后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实验动物学等学科，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

令人感慨的是，伍连德与司督阁，这两位东西方医学巨擘，正是在小河沿完成了医学和精神的交集。司督阁作为英国传教士医生，于1883年来到奉天小河沿，创办了盛京施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奉天医科大学，为沈阳培养了最早一批本土西医人才。而伍连德，这位东方剑桥博士，则在这里，将中国的防疫事业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奉天鼠疫防治中，两人紧密合作。司督阁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东北鼠疫抗击中的关键第二人”。他虽然不是总指挥（总指挥是伍连德），但作为奉天最大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的院长，他的作用极其关键且不可替代。他将盛京施医院完全划为鼠疫专门医院，这是当时沈阳（奉天）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防疫中心，收治了全市绝大多数鼠疫患者。疫情在1911年4月彻底扑灭。司督阁因功绩获清廷颁发“双龙宝星勋章”，并受邀参加奉天国际鼠疫大会。

东北陆军医院

具象化的“医学救国”情怀

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242号，莱茵河畔住宅小区东侧，一座老建筑静立于秋阳之下。这里，便是东北陆军医院旧址，现为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使用。

这处旧址与伍连德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192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伍连德受奉天政府的委托，在张学良的协助下，于奉天城东创建了这座军用医院。1924年3月，医院建成，占地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这是伍连德博士将公共卫生理念从社会防疫延伸至军事医学领域的重要实践。

对于伍氏后人来说，这座建筑的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先辈留下的有形的记忆，更是伍连德博士“医学救国”理想在军事层面的具体体现。在那个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的年代，伍连德深知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离不开现代化的医疗保障。东北陆军医院的建立，为东北军乃至整个中国的军事医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路向北

伍连德的医学足迹

为了更好地理解伍连德博士的卓越贡献，伍氏后人的这次“循迹”访问，串起了一条穿行于中国北方的“伍连德足迹”。

访问始于北京。伍氏后人参观了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人民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医学的殿堂，协和医院的筹建与发展，凝聚了包括伍连德在内的众多先驱的心血。伍连德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并积极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创建，为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精力。位于北京的伍连德故居，更是他生前生活与工作的重要场所，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温暖记忆和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宏大叙事。

线路的北端，是哈尔滨。对于伍连德而言，哈尔滨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辉煌也最艰险的战场。1910年至1911年的那场世纪大疫，正是在这里被彻底扑灭。访问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参加百年纪念活动，并探访当年的防疫具体地点，意义尤为深远。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就是伍连德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致力于为国家持续培养医疗和防疫力量。

此外，访问团还前往同江海关的伍连德故居。同江位于黑龙江畔，同样是东北防疫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这处故居虽然偏远，却同样承载着伍连德博士为守护边疆地区人民健康而奔波的足迹。

随后，访问团南下至营口。营口海关在清末民初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伍连德博士在其公共卫生生涯中，多次与各地海关合作，推动海港检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营口海关旧址，见证了他在防止境外传染病输入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沈阳的几处旧址，是伍连德博士人生画卷中极为精彩的局部，体现了他职业生涯的三个核心侧面。

国际化学术视野：通过万国鼠疫研究会，他将中国的防疫成就展示给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防疫规则的制定，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本土化医学建设：通过与司督阁等人的合作，以及在沈阳推动医学教育，他致力于将现代医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培养中国自己的医学人才。

战略化卫生布局：通过创建东北陆军医院，他将医学与国家军事安全紧密结合，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当我们将沈阳的奉天医科大学旧址、东北陆军医院旧址，与北京的协和医院、伍连德故居，哈尔滨的抗疫战场，同江和营口的海关等地点串联起来时，一条清晰的脉络便浮现出来：伍连德博士的一生，是不断奋斗、创建、开拓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公共卫生管理者和医学教育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伍连德先生在其自传《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序言中，曾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话：“我曾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在我国现代医学史上，伍连德博士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中国医生首次实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瘟疫死者的尸体焚烧；设计了中国第一只口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主持召开中国政府承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港检疫所；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于1935年成为首位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华人。所以，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感慨地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这次伍氏后裔的“伍连德循迹之旅”，在沈阳站完美落幕。

伍连德博士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座医院、一份份文献，更是一套关于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完整思想体系。伍氏后裔追寻的不仅是先祖个人的足迹，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伍连德曾孙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麻省总医院急诊专科医生刘珊伍所说：“他留给世界的不仅是科学方法，更是一份面对未知时的冷静与勇气……英雄也曾是普通人，只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担当。”

如今的小河沿路，早市喧嚣，烟火依旧。百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早已隐入这琐碎的日常，伍连德的名字、贡献与价值早已熔铸于中国抗击疫病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这安稳日常的一部分，并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

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

伍连德博士（1879年3月10日-1960年1月21日），祖籍广东台山，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是剑桥大学第一位华人医学博士。伍连德博士是中国现代医学奠基人之一，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的主权。他是中华医学会首任会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人民医院、东北陆军医院的主要筹办者，他创办了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并任第一任校长，于1935年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理由是“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及发现旱獭（土拨鼠）于其传播中的作用”。

对于伍氏后人而言，这不仅是一次家族的寻根与团聚，更是一场对先辈伟大精神的朝圣。他们循着伍连德博士的足迹，走过他战斗过的疫区，探访他创建或工作过的医院与学府，参观他创建的海关，试图在百余年后的今天，触摸这位“国士无双”的医学巨匠在中国大地留下的温度。

临危受命

伍连德与东北的生死救赎

要理解这次寻访的厚重意义，我们必须回溯到1910年至1911年的那个寒冬。

彼时，中国东北地区暴发了震惊世界的肺鼠疫。疫情从西伯利亚，沿中东铁路迅速蔓延，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城市沦为重灾区，每日死亡人数触目惊心，满洲里、哈尔滨等地甚至出现了“全村绝户，十室九空”的惨状。

在这危难之际，年仅31岁的马来西亚华侨、剑桥大学医学博士伍连德临危受命，被清政府任命为全权总医官，奔赴哈尔滨指挥防疫。1910年12月24日，伍连德带着助手和仪器，逆行北上，抵达了被瘟疫和死亡笼罩的哈尔滨。

当时的哈尔滨，是一个聚居着2.4万余名中国人、4万余名俄国人以及千余名日本侨民的城市。而疫情最重的傅家甸（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居民多为闯关东过来的穷苦百姓。彼时的他，凭借扎实的现代医学知识、敏锐的直觉、过人的胆识和无畏的牺牲精神，在四个月内，通过采取隔离、消毒、焚烧病尸、推广口罩等一系列科学而果断的措施，奇迹般地扑灭了这场世纪大瘟疫。这是中国第一次以现代科学理念有效遏制疫情蔓延的成功范例，这一壮举，不仅挽救了无数生命，更开创了中国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的先河。

此后，伍连德博士在中国大地上，构建中国现代化医疗体系和防疫体系，领导扑灭了数次鼠疫、霍乱。1927年，伍连德博士被WHO前身——国际联盟卫生组织授予“鼠疫斗士”称号。

东北，这片曾见证伍连德博士医学巅峰与人性光辉的土地，自然成为了伍氏后裔们“循迹”“致敬”的选择。沈阳，作为当时的东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伍连德的职业生涯和整个东北防疫史上，占据了无可替代的枢纽地位。

伍连德建立的东北陆军医院旧址。

小河沿儿

中国近代医学的摇篮和国际舞台

“循迹伍连德”访问团在沈阳的第一站，便是位于大东区的小河沿地区。在晚清，小河沿是东北少有的中西合璧、雅俗共赏的公共空间。对于沈阳人而言，小河沿是充满烟火气的市井地名，在中国近代医学史上，这里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历史坐标。

伍连德博士在他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及沈阳（奉天）。这里不仅是东北防疫的指挥中心之一，更在疫情平定后，于1911年4月举办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奉天万国鼠疫研究会。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会议的规格之高、影响之广，堪称当时世界医学界的盛事。

辽宁省肿瘤医院院内，大东区小河沿路44号，两栋古朴典雅、青砖灰瓦的二层小楼——这便是奉天医科大学旧址仅存的教学楼。正是这两栋建筑，在百余年前，见证了世界顶尖医学家们为探讨鼠疫防治经验、制定国际防疫公约而激烈辩论与智慧碰撞的每一个瞬间。不远处，位于小河沿路堂子街7-2号的盛京施医院教工宿舍旧址，也静默地诉说着那段中西医学交汇、救死扶伤的岁月。

在鼠疫日趋得以控制的1911年3月，伍连德上报外务部，请求召开国际研究会，讨论“素未注意之肺疫”。关于此次会议的最先动议者，另一说法是原滨江关道道尹、外务部左丞施肇基。早在疫情高发时，他就向政府提出邀请全世界的传染病专家到中国考察鼠疫病情、共同研讨防治方法。或许，是两人英雄所见略同。1911年4月，在施肇基及东三省总督锡良的共同努力和合作下，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国际肺鼠疫会议，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际科学会议——万国鼠疫研究会，在沈阳召开。

会议于1911年4月3日开幕，4月28日结束，持续了26天。共有来自中、日、英、美、俄、德、法等11个国家的34位医学专家、著名学者、世界各国“专门名医”参加。主持防疫的总医官伍连德被选为主席。英国《泰晤士报》称“此次会议开创了中国医学史的新时代”。会议期间，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对这次鼠疫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细致的研究。最后，以会议的名义形成了给中国政府的临时报告，即后来的《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1911）》。奉天万国鼠疫大会以英语、法语、德语和汉语作为会议使用语言，在会议程序规则中明确规定了要对会议报告进行编辑并出版。1912年英文版《奉天国际鼠疫会议报告》完成编印。

伍连德根据在这次鼠疫中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项改变了鼠疫研究史的学说：肺鼠疫。1926年，他将自己的疾病资料整理出版。之后，伍连德先后开创了中国流行病学、微生物学、实验动物学等学科，是中国现代卫生防疫事业的奠基人。

令人感慨的是，伍连德与司督阁，这两位东西方医学巨擘，正是在小河沿完成了医学和精神的交集。司督阁作为英国传教士医生，于1883年来到奉天小河沿，创办了盛京施医院，并于1912年创办了奉天医科大学，为沈阳培养了最早一批本土西医人才。而伍连德，这位东方剑桥博士，则在这里，将中国的防疫事业和国际学术交流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奉天鼠疫防治中，两人紧密合作。司督阁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东北鼠疫抗击中的关键第二人”。他虽然不是总指挥（总指挥是伍连德），但作为奉天最大的西医院——盛京施医院的院长，他的作用极其关键且不可替代。他将盛京施医院完全划为鼠疫专门医院，这是当时沈阳（奉天）规模最大、设备最全的防疫中心，收治了全市绝大多数鼠疫患者。疫情在1911年4月彻底扑灭。司督阁因功绩获清廷颁发“双龙宝星勋章”，并受邀参加奉天国际鼠疫大会。

东北陆军医院

具象化的“医学救国”情怀

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242号，莱茵河畔住宅小区东侧，一座老建筑静立于秋阳之下。这里，便是东北陆军医院旧址，现为沈阳仪表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使用。

这处旧址与伍连德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1922年，早已名满天下的伍连德受奉天政府的委托，在张学良的协助下，于奉天城东创建了这座军用医院。1924年3月，医院建成，占地面积达6000多平方米。这是伍连德博士将公共卫生理念从社会防疫延伸至军事医学领域的重要实践。

对于伍氏后人来说，这座建筑的意义非凡。它不仅是先辈留下的有形的记忆，更是伍连德博士“医学救国”理想在军事层面的具体体现。在那个军阀混战、国力衰微的年代，伍连德深知一支现代化的军队离不开现代化的医疗保障。东北陆军医院的建立，为东北军乃至整个中国的军事医学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一路向北

伍连德的医学足迹

为了更好地理解伍连德博士的卓越贡献，伍氏后人的这次“循迹”访问，串起了一条穿行于中国北方的“伍连德足迹”。

访问始于北京。伍氏后人参观了北京协和医院和北京人民医院。作为中国现代医学的殿堂，协和医院的筹建与发展，凝聚了包括伍连德在内的众多先驱的心血。伍连德曾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并积极参与了协和医学院的创建，为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倾注了大量精力。位于北京的伍连德故居，更是他生前生活与工作的重要场所，承载着一个家族的温暖记忆和中国现代医学发展的宏大叙事。

线路的北端，是哈尔滨。对于伍连德而言，哈尔滨是他职业生涯中最辉煌也最艰险的战场。1910年至1911年的那场世纪大疫，正是在这里被彻底扑灭。访问团在哈尔滨医科大学参加百年纪念活动，并探访当年的防疫具体地点，意义尤为深远。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就是伍连德创办并担任第一任校长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致力于为国家持续培养医疗和防疫力量。

此外，访问团还前往同江海关的伍连德故居。同江位于黑龙江畔，同样是东北防疫体系中的重要节点。这处故居虽然偏远，却同样承载着伍连德博士为守护边疆地区人民健康而奔波的足迹。

随后，访问团南下至营口。营口海关在清末民初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伍连德博士在其公共卫生生涯中，多次与各地海关合作，推动海港检疫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营口海关旧址，见证了他在防止境外传染病输入方面所做的开拓性工作。

沈阳的几处旧址，是伍连德博士人生画卷中极为精彩的局部，体现了他职业生涯的三个核心侧面。

国际化学术视野：通过万国鼠疫研究会，他将中国的防疫成就展示给世界，并积极参与国际防疫规则的制定，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本土化医学建设：通过与司督阁等人的合作，以及在沈阳推动医学教育，他致力于将现代医学扎根于中国的土壤，培养中国自己的医学人才。

战略化卫生布局：通过创建东北陆军医院，他将医学与国家军事安全紧密结合，体现了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当我们将沈阳的奉天医科大学旧址、东北陆军医院旧址，与北京的协和医院、伍连德故居，哈尔滨的抗疫战场，同江和营口的海关等地点串联起来时，一条清晰的脉络便浮现出来：伍连德博士的一生，是不断奋斗、创建、开拓的一生。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公共卫生管理者和医学教育家，更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伍连德先生在其自传《鼠疫斗士：一个现代中国医生的自传》序言中，曾深情地写下这样的话：“我曾将我的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

在我国现代医学史上，伍连德博士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位英国剑桥大学的华人医学博士；中国医生首次实施现代医学意义上的人体解剖；在世界上第一个提出了肺鼠疫的概念；主持了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地对瘟疫死者的尸体焚烧；设计了中国第一只口罩；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隔离等办法应对城市发生的传染病疫情；主持召开中国政府承办的第一次国际学术会议；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海港检疫所；撰写了第一部英文版的中国医学史；因“在肺鼠疫防治实践与研究上的杰出成就以及发现旱獭于其传播中的作用”，于1935年成为首位被提名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的华人。所以，国学大师梁启超曾感慨地说：“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

这次伍氏后裔的“伍连德循迹之旅”，在沈阳站完美落幕。

伍连德博士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座医院、一份份文献，更是一套关于公共卫生、医学教育和科学精神的完整思想体系。伍氏后裔追寻的不仅是先祖个人的足迹，更是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伍连德曾孙女，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教授、麻省总医院急诊专科医生刘珊伍所说：“他留给世界的不仅是科学方法，更是一份面对未知时的冷静与勇气……英雄也曾是普通人，只是在关键时刻选择了担当。”

如今的小河沿路，早市喧嚣，烟火依旧。百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往事早已隐入这琐碎的日常，伍连德的名字、贡献与价值早已熔铸于中国抗击疫病的集体记忆之中，成为这安稳日常的一部分，并在时光深处熠熠生辉。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头条资讯网_今日热点_娱乐才是你关心的时事 » 【非常巷陌】沿小河沿路，循迹伍连德与沈阳近代医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