谯周因为劝降刘禅而被历代史家非议，自东晋至明清，学者多对其人秉持贬抑态度。东晋学者孙盛骂其为“驽臣”，明末学者王夫之则称其“罪通于天”，言辞可谓酷毒。

（刘）禅既闇主，（谯）周实驽臣。方之申包胥、田单、范蠡、大夫种，不亦远乎？--孙盛

（谯）周塞目箝口，闻一谠言之献……己乃全其利禄；非取悦于民也，取悦于魏也，周之罪通于天矣。--王夫之《读通鉴论》

然而览查史料，可知谯周虽与蜀汉统治集团关系微妙，且相互不乏牴牾之举（如撰写《仇国论》谏阻姜维北伐），但其劝降之论，却并非全出于私心。

谯周风评的下降，与后世的形势变化颇具关联。自东晋以降，自诩正统之王朝多有偏安之弊，为了掩饰这一尴尬局面，学者往往会对历史进行重新解构；主流思潮亦从“帝魏寇蜀”转为“尊汉抑魏”。曾经偏霸一方的蜀汉政权，其历史地位也被人为拔高。

这就导致后世史家论述前代史事时，往往囿于“尊汉”之思想；因此劝降刘禅的谯周，自然难免遭到刻意贬低。

其实览查《蜀书》，可知陈寿对谯周的评价颇为正面，赞其有“全蜀之功”。此言虽有过誉色彩（按《晋书》，陈寿乃系谯周门生），但放在彼时的历史环境下，也尚属客观。

本文想就谯周之言、之行以及魏晋之世的历史环境，重新审视、探讨其劝降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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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现实

阅读史料时，经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奇特现象，即不同时代的学者对待相同的历史事件，可能会秉持完全不同的态度。

这其实无关乎对错。因为不同时代的人物，本就处于不同的历史环境中。人的主观认识，终究离不开客观条件的制约。

认识到这一问题，再重新审视历史，便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谯周风评的变化。

谯周在魏末晋初之际曾得到过官方的高度表彰。魏帝曹奂、权臣司马昭、《三国志》作者陈寿均对谯周赞誉有加，这是因为谯周在当时确实促进了大一统的历史进程，他对魏晋官方而言，自系功臣无疑。

刘氏无虞，一邦蒙赖，（谯）周之谋也。--《蜀书谯周传》

时晋文王为魏相国，以（谯）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蜀书谯周传》

司马昭以谯周有全国之功，封阳城亭侯

及至东晋，形势剧变。衣冠南渡，神州陆沉，朝廷偏安一隅，无望光复故土。既然晋室失去了大一统王朝的地位，那么学者的立场、思潮亦难免发生变化。

回过头来审视那些非议谯周的学者，会发现孙绰、孙盛活跃于两晋之交，而裴松之活跃于南朝刘宋。他们或目睹了晋室覆亡，或出生于偏安之世，很难和大一统王朝的学者产生共情；反而会因为身处偏霸之局，而对蜀汉产生同情，因而对谯周这种劝降之辈产生厌恶之心。

注：裴松之于《谯周传》后引用孙绰、孙盛对传主的负面评价，其政治立场可知。

至于非议谯周最为酷毒的王夫之，活跃于明末清初，亲眼目睹了胡马南下，朱明覆灭。以今度古，他自然会对蜀汉抱以无比的惋惜，对谯周抱以无穷之怨恨。

换言之，与其说孙盛、裴松之、王夫之等人是在非议谯周，倒不如说他们是在借古喻今，抒发胸中块垒。

类似现象古今不绝。比如民国学者吕思勉，曾在《白话中国史》中非议抗金名将岳飞，以至此事成为其治学史上的污点。然而论其本心，吕氏非对岳飞有所不敬，实是因为其人身处军阀混战之世，饱受兵火之苦，因此对历史上的藩镇诸侯特别反感之缘故。

综上所述，可知对谯周秉持非议态度的学者，多源自分裂局面下的偏安朝廷，他们的立论本就存在私心，非为论古，实为喻今。因此上述诸人对待谯周的评价，参考价值也便相对有限。

谯周的政治立场问题

谯周曾撰写《仇国论》，非议蜀汉的外交政策。然而从出发点来看，谯周的言论、行迹其实存在其道理。

《仇国论》是谯周编纂的政治寓言，借小国与大国“争于世而为仇敌”的背景，阐述其“重民劳而度时审”的政治主张。谯周反对“极武黩征”，他认为穷兵黩武的下场便是“土崩势生，不幸遇难”。该文章撰写于“军旅数出，百姓彫瘁”之际，后世多认为此文意在影射姜维集团。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彫瘁，（谯）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蜀书谯周传》

谯周对蜀汉国策的非议，与蜀汉政权的架构及其成员的籍贯背景高度相关。

蜀汉政权比较特殊，其统治集团的核心成员多来自益州之外，或为刘备的元从后裔，或为荆楚大族后裔，真正益州出身的高级官僚（尤其是掌握兵权者），数量反而有限。此即《华阳国志》作者常璩所言：（刘）豫州入蜀，荆楚人贵。

注：诸葛亮、糜竺兄弟，徐州人；孙乾，青州人；许靖、陈到、陈祗，刘琰，豫州人；伊籍、吴懿兄弟，兖州人；蒋琬、费祎、庞统、杨仪、魏延、黄忠、李严、罗宪、霍峻、阎宇、吕乂、陈震、刘巴、马良兄弟、董和父子、向朗叔侄，荆州人；关羽、马超、法正、裴儁，司州人；张飞、简雍、士仁，幽州人；姜维、尹赏，凉州人。篇幅所限，仅列举部分案例以供参考。

常璩：豫州入蜀，荆楚人贵

而谯周恰是益州出身，他来自巴西郡西充国县的大族，按籍贯而论，他在蜀汉政权中应被归入少数派。

谯周字允南，巴西西充国人也。--《蜀书谯周传》

至于彼时因“军旅数出”而被谯周攻讦的姜维，虽然不是荆楚出身，但来自凉州天水，亦非益州土著。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即蜀汉的统治集团虽然多为流寓人士，但真正戮力前线的基层士卒，却只能来自益州本地（因为流寓人士的人口基数过小）。至于身处后方，提供粮草辎重、赋税钱粮者，也只能是益州百姓。这也是《谯周传》中“军旅数出，百姓彫瘁”的历史背景。

在谯周看来，蜀汉的流寓士人集团与魏国交战，最终遭受损失的却是益州豪强、百姓，这当然不符合益州士人的利益。谯周因此与尚书令陈祗（籍贯豫州汝南）“论其利害”，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刘禅也是流寓人士，立场倾向显见），因此他才“退而书之”，撰写《仇国论》抒发政见。

从《三国志》、《晋书》的相关记载来看，自诸葛亮死后（234），蜀汉主动对魏发起的战争便罕有斩获。军事上的失利又影响到经济，以至蜀地“民皆菜色”。而刘禅奢靡无度，“常欲采择以充后宫”，以至“内供服御，费用张广”；姜维集团又“玩众黩旅，明断不周”，激起益州士人的不满情绪是可以预见的。

后主常欲采择以充后宫，（董）允以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今嫔嫱已具，不宜增益，终执不听。--《蜀书董允传》

（孙）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闇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汉晋春秋》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蜀书姜维传》

按王隐《蜀记》，蜀汉灭亡时（263），成都的府库中有“米四十余万斛，金银各二千斤”；另按《张飞传》，刘备入成都时（214）曾“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及关羽金各五百斤，银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刘备赐关、张、葛、法金各五百斤，银千斤

按此，刘备入蜀时，成都内库尚有“金二千斤、银四千斤”；然而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内库中“金”的储备没有增加，“银”的储备却凭空减少了二千斤，这无疑是耗损于军费之用。战争对经济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

更不必说蜀汉还存在“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这种畸形的人口结构，益州百姓的兵役、徭役负担也是十分沉重的。

（刘禅）又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簿，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蜀记》

不难想象，出身于益州大族的谯周，对占据蜀汉统治地位的流寓士人集团必定存在反感之心，对连绵不绝的战争更是深恶痛绝。因此他在邓艾兵临城下之际劝说刘禅归降，站在益州土著的立场上看，是合乎逻辑的。

谯周劝降的公心与私心

从《蜀书》、《晋书》的相关记载看，谯周及其宗族并未因为劝降刘禅而获得太多物质利益，且谯周本人多次拒绝封赏，其子孙甚至主动隐逸，乃至终身不仕。从这一点看，谯周的劝降初衷，盖无甚私心。

刘禅归降后，谯周受封为城阳亭侯，入洛后多次“自陈无功而封，求还爵土”，但未获应允。

按《蜀书》，谯周长子谯熙、次子谯贤履历不明，未详是否出仕，《晋书》中亦无谯周子孙的仕宦记载。其三子谯同“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之后“召不就”，拒绝晋室的征辟。

（谯）周三子，熙、贤、同。少子同颇好周业，亦以忠笃质素为行，举孝廉，除锡令、东宫洗马，召不就。--《蜀书谯周传》

谯周之孙谯秀，“不交于世，知天下将乱，预绝人事，虽内外宗亲，不与相见”。李雄据蜀，谯秀“不应”征辟；桓温入蜀，谯秀隐逸如故，因此入选《晋书隐逸传》。

虽然巴西谯氏在蜀为大族，东晋时有谯纵在蜀地建立西蜀政权，但按谯周及其直系子孙“隐遁不仕”的行迹，至少可以确定谯周对功名利禄并无太多向往。

司马昭在世时，谯周曾借故滞留汉中，不肯赴洛阳朝觐，这大约是因为彼时谯周对刘禅心存愧疚，无颜相见。

（司马昭）又下书辟（谯）周，周发至汉中，困疾不进。--《蜀书谯周传》

注：按《谯周传》，邓艾兵临城下时，谯周曾劝说刘禅归降，断言魏朝必定“裂土以封”；但实际情况却是司马氏食言，刘禅被迫入洛为质。这里其实涉及到钟会、姜维反于成都造成的历史嫌隙，非谯周所能逆料。

司马昭下书辟，谯周至汉中，困疾不进

谯周进京时，已在西晋代魏之后（266），时年逼近七旬。西晋初年，议郎段灼曾为邓艾鸣冤，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按谋反之利，百倍于归降之利（钟会弃司徒之职，叛于蜀地即为明证），既然年逾七旬的邓艾尚不至谋反，那彼时（263）之谯周，其劝降初衷自然也无关乎倾覆蜀汉。

（邓）艾功名以成，当书之竹帛，传祚万世。七十老公，反欲何求？--《魏书邓艾传》

（谯）周语予（陈寿）曰：“昔孔子七十二、刘向、扬雄七十一而没，今吾年过七十，庶慕孔子遗风。”--《蜀书谯周传》

退一步而言，即使谯周存在私心，至多不过是苟全身家性命而已，何况是战是降，最终离不开刘禅的政治决断。从谯周及其子孙对待官爵的超然态度来看，其名利心确实淡薄，比较符合“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的传记描述。

（谯周）家贫，未尝问产业，诵读典籍，欣然独笑，以忘寝食。研精六经，尤善书札。--《蜀书谯周传》

有鉴于此，可知王夫之等人对谯周“塞目钳口”、“取悦于魏”的种种非议，实乃莫须有之罪名。这些荒诞之语，与其说是在鞭挞谯周，倒不如说是托古言事，影射明末乱国的巨奸大蠹。

对谯周劝降言论的探讨

谯周的劝降之言，不过寥寥数语，但字字珠玑，振聋发聩。从谯周敏锐的辩辞来看，他对政治的理解甚为深刻，对三国的形势洞若观火。陈寿称其“研精六经”，不为虚言。

彼时（263）魏将钟会在剑阁牵制了姜维的主力部队；为了防备东吴趁乱偷袭，蜀汉又在巴东地区布置了阎宇、罗宪屯重兵拒守，因此京畿空虚。且剑阁、巴东距离成都均有一定距离，远水不解近渴。在诸葛瞻战死绵竹之后，京畿地区的卫戍力量瓦解冰销，成都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张）翼、（董）厥甫至汉寿，（姜）维、（廖）化亦舍阴平而退，適与翼、厥合，皆退保剑阁以拒（钟）会。--《蜀书姜维传》

时（蜀）大将军阎宇都督巴东，拜（罗）宪领军，为宇副贰。魏之伐蜀，召宇西还，宪守永安城……吴闻蜀败，遣将军盛宪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袭宪。--《晋书罗宪传》

姜维退保剑阁以拒钟会

了解到上述背景，便可知后世对谯周的非难之辞，大抵难以成立。因为彼时蜀汉虽尚有可战之军，但均远离成都；且云山阻隔，信息不能够互通。何况刘禅身为人主，都已丧失斗志，那么臣下自谋生路，便也无从非议。

彼时濒临绝境的刘禅君臣，讨论重心已不再是“战”与“和”，而是“逃”与“降”。

当时主流方案有二：其一是奔南中，其二是奔孙吴。

魏大将军邓艾克江由……或以为蜀之与吴，本为和国，宜可奔吴；或以为南中七郡，阻险斗绝，易以自守，宜可奔南。--《蜀书谯周传》

（1）奔南中

南中，即今云、贵地区与缅甸东北部，彼时属于尚未开化的边鄙之地。按《华阳国志》，南中地区的风俗、文化、语言与蜀中差异甚巨（语言差异尤大，词汇发音今皆不可解），这一地区在西晋时被从益州析出，独立为“宁州”，可以侧面反映出该地的蛮荒、疏离色彩。

（晋）武帝泰始二年，分益州置梁州，以汉中属焉。七年，又分益州置宁州。--《晋书地理志》

孙吴，彼时的情况亦不甚理想。国主孙休当时（263）已经病重，翌年（264）即死，同年又发生了权臣张布、濮阳兴篡改遗诏，拥立孙和之子孙皓的政治变故。且孙皓为政酷暴，若刘禅奔吴，恐难获善终。

一言蔽之，无论是奔南中还是奔孙吴，在彼时均属昏招。在混乱的局面下，谯周挺身而出，冷静分析，陈述此二策的不便之处，句句直击要害。

在谯周看来，南中地区“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诸葛）亮南征，兵势偪（逼）之，穷乃幸从”，根本不是一个理想的去处。

一言蔽之，南中诸酋帅，不过是畏惧诸葛亮昔日的兵威，与蜀汉政权实乃貌合神离（《张嶷传》、《马忠传》对此记载甚详）。且刘禅奢淫（见《董允传》），搜求无度，一旦流亡朝廷进入南中，“耗损诸夷必甚，其必速叛”。

南方远夷之地……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一也。北兵之来，非但取蜀而已，若奔南方，必因人势衰，及时赴追，二也。若至南方，外当拒敌，内供服御，费用张广，他无所取，耗损诸夷必甚，其必速叛，三也。--《蜀书谯周传》

（2）奔孙吴

谯周对孙吴的情况亦有精彩分析。彼时（263）孙休虽然病重，但尚在人间，因此谯周自然无法预见到孙皓继位之事。但谯周对吴、蜀政治形势的见解，另有独到之处。

谯周敏锐地指出，魏强而吴蜀弱，魏若灭蜀，则东吴势必不能独存。既然东吴迟早也要灭亡，那么刘禅奔吴之后，仍旧不免再度沦为魏之俘虏，可谓一辱而再辱。

既然战无可战，那么归降时便要审慎选择对象。“事小”不如“事大”，“事弱”不如“事强”，即所谓“为小称臣，孰与为大”，提早向魏朝称臣，总归好过向吴、魏相继称臣。

今（刘禅）若入吴，固当臣服。且政理不殊，则大能吞小，此数之自然也。由此言之，则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明矣。等为小称臣，孰与为大？再辱之耻，何与一辱？--《蜀书谯周传》

谯周谏刘禅：为小称臣，孰与为大？

实际从爵位安排来看，刘禅是公爵（安乐公），孙皓是侯爵（归命侯），刘禅获得的名义地位确实高于孙皓，可知谯周所言不虚。设使彼时（263）刘禅奔吴，不仅要忍受“为小称臣”的耻辱，还会在东吴灭亡之后再度沦为降虏，遑论获得公爵之位。

其实谯周在上述言论背后，仍有潜台词未讲出。即国祚承继的正当性问题。

蜀汉立国，血统上承两汉之源流；曹魏立国，礼法上受刘协之禅让；而东吴立国，则是无所攀附，僭越自立（见王安泰《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

刘禅若降魏，礼法层面尚可理喻（魏朝亦自诩承汉之祚），但刘禅若降吴，那便真的会沦为残寇亡虏，彻底失去政治层面的正当性。

谯周的言论刀刀见血，震动朝堂，以至蜀汉君臣集体失声，“众人无以易（谯）周之理”，归降之计遂定。

从后续记载来看，邓艾进入成都之后，对待蜀汉君臣礼遇甚隆，不仅妥善安抚蜀地名士，还主动替刘禅谋取“扶风王”的重爵，以至构罪于司马昭；至于之后蜀汉君臣北迁，实是出于钟会、姜维反于成都之缘故。

（邓）艾言司马文王（司马昭）曰：“……以为可封（刘）禅为扶风王，锡（赐）其资财，供其左右。”……文王使监军卫瓘喻艾：“事当须报，不宜辄行。”--《魏书邓艾传》

从这一点看，陈寿认为“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出于谯周之策，其实并不为过。刘禅确实未遭杀戮，且在魏、晋二朝获得善终；而成都之外的蜀地百姓亦免于兵祸之苦。

《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于理而论，后人对前人的战、降之策固然不便置喙，但若结合彼时的历史环境，重新审视蜀汉的政权架构，审视刘禅君臣的险恶处境，审视流寓人士与益州大族的潜在矛盾，便不得不承认，谯周彼时确实顺应了时代的走势。然而由于后世王朝形势的变幻，汉、魏正统地位的改易，谯周的人物风评又逐渐走低，这亦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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