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事变通似乎是成熟的标志，而不知道变通就是幼稚的表现了。果真如此吗？变通好还是不变通好？

不能一概而论。人们都从小孩子成长起来，知道小孩子思维的特点。很多小孩子做事不知道变通，因为他们思想还不成熟，大人没教会他们变通。他们做事比较执着，而且一定要达到目的，当然很多事是做不成的。有孩子要星星，要月亮，大人没办法给他们摘下来，只能用别的东西代替。倘若孩子不允许，就会被教育。孩子通过试探，知道大人能力的边界，也就不再执着了。由此，变通就开始了。孩子会学习大人变通的手段，做事讲究变通的手段，不能死钻牛角尖。孩子知道变通了，是走向成熟的标志。但大多数孩子并不没有学会变通，而是注意力出现了转移或分散的情况，不再执着于某一种事物。当孩子执着于领着小鸭子出去玩的时候，大人会拿着好吃的诱惑他。他吃了好吃了，就会忘掉领着小鸭子出去玩的事。当孩子执着于跑到电视里和动画片里的小动物们一起玩耍的时候，大人就会带着孩子出去玩，到大街上看车流和人流，说是进到了电视里，还会带着孩子到宠物店看小猫小狗，到超市看毛绒玩具，比起电视里的动画片要好看得多，还能摸一摸。

可以说，变通是从转移注意力开始的。很多事情执着于一端，往往会陷入偏执，倘若变通一下，就会事半功倍。古人懂得变通，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要弟子们审时度势，看准了和平的国度，再去为国家效力，不然只会成为被摆弄的棋子。孔子的弟子子路不听劝告，进入卫国，被聘为蒲邑宰，卸任后，被卫大夫孔悝用为家臣，守戚城。当时卫国内乱，子路临危不惧，冲进卫国国都救援孔悝，混战中被蒯聩击杀，结缨遇难，被砍成肉泥。虽然子路的理想是大将军战死沙场，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但在孔子看来，子路的死有些不值得。不知道变通，似乎是悲剧的源头。商鞅变法，要树立威信，在辕门外立下一根大木头，奖励搬动木头的人很多钱。有人真的搬动木头，赚了钱，就知道商鞅说话算话。商鞅的法律普遍实行，不能变通。当商鞅被皇帝追杀的时候，反倒死于自己制定的法律。没人敢收留逃亡中的商鞅，因为商鞅颁布的法律规定，收留逃犯是犯罪。于是，商鞅最终只能被法办。商鞅作茧自缚，没有想好退路。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也没有想好退路，而是要做“为变法牺牲第一人”。虽然勇气可嘉，但对于当时的清朝政府来说，基本上不起什么作用。不知道变通似乎可以成就某种英雄气，可以让人们知道某种气质的存在，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变通。很多人能够活得很长久，就是因为知道变通，知道换个思路来解决问题，而不至于把性命搭进去。但是并不能因此否定那些不知道变通的人，更不能因此而否定英雄豪杰。日寇侵略的时候，不知道变通的英雄们大有人在，要坚持抗战到底，而知道变通的成了汉奸，要为日本人做事，是不是说明在做人方面，知道变通的人就是一种不可救药的人呢？人活的是精神，而不是物质。虽然在物质条件不发达的时代，人们更注重物质需求，但精神需求仍然不可丢。孟子说：“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说的是“舍生取义”的精神。比生更重要的是义，只要人们认为这样，就不会逃避死亡了，因为他们有比死亡更厌恶的东西，就是不义，有比生更重视的东西，就是义。必要的时候，舍生取义，而不能苟且偷生。看似不知道变通，其实已经进入精神层面，成就了大义。

当物质条件满足人们生存需要的时候，就要看人的精神境界是不是广大了。现在的物质条件比较丰富，基本上可以满足人们的衣食住行，但很多人并没有执着于某种精神追求，反而在资本的诱导下失去了精神特质和理想追求。从教育产业化开始，资本就已经着手打造社会规则，而且还要人们适应这种规则。人们在资本的支配下，要挣钱，还要消费，却始终都被牵着鼻子走。尤其是互联网和手机普及之后，人们经常盯着手机屏幕看，似乎已经掌握了天下大事，其实不过是接受了一些互联网的推送信息而已，而这种推送信息都是根据个人喜好推送的，本身是不可靠的，也就没有什么正确性可言了。很多人沉迷于此，从而失去了执着的精神。大学生也是如此，只要找到挣钱多的工作就行，没必要纠结什么专业对口了。况且，他们在大学也没有培养什么科研能力。毕竟，科研需要执着精神，甚至几年如一日地执着研究，才能获得好的进展。而大学生们大多都会被资本支配，会成为注意力转移的一群人，而不会成为科研人才。

执着精神并不过时，也并不是人们可以抛弃的精神。在很多领域，有了执着精神才能办成事，就像改革，要不断深化，不断努力，才能逐步走向成功。在精神领域，人们需要有自己的精神特质和追求，应该保持个人独立的人格和操守，不能事事讲究变通，也不能被金钱收买，被权力支配，甚至变成金钱和权力的奴仆，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才是君子，不然都会变成小人。

由此来看，变通和不变通要看应用领域，而不能一刀切，更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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