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杨华、雷望红等著《县乡的孩子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9月出版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揭示，18岁以下的抑郁障碍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的抑郁症患者为在校学生。从社会学角度怎么看这一状况呢？《县乡的孩子们》基于对县乡学校、家庭、教育管理部门及基层社会的全方位调查，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学校的运转、教师的想法、家长的诉求、学生的心态等教育一线状况，对不少数量的青少年出现抑郁的原因及解决方案有自己独到的观点。

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俨然已成为一线教育中的重点问题，我们访谈的一线教师几乎都有一个明显的感觉：现在学生出现心理问题的越来越多了！尽管这些教师没有精准的数据统计，但在教书育人过程中时不时地就会碰到这样的学生，“突然不愿意来学校上学”“脾气突然特别暴躁”“挽起袖子猛然发现有一条条伤痕”“突然有大喊大叫、撞墙等怪异行为”“突然跑到教学楼想跳楼”，等等。这些偏离正常行为举止的学生，其心理健康事实上已经受损而进入心理问题状态，其中极大概率是“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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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抑郁状态类型

当前青少年的抑郁状态，按照压力来源的不同，可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学习型抑郁、人际型抑郁和情感型抑郁。尽管不同类型抑郁诱发的情境和原因不同，但这些“抑郁问题”在发现方式、发病表现、病程发展和传播效应等方面存在一致性。

学习型抑郁

顾名思义，学习型抑郁是指由学业竞争诱发的心理问题。学生个体的学习压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身学习成绩与家长的教育期待不匹配，二是自身学习能力与同辈竞争位置不匹配。前者往往发生在优等生群体中，后者则大概率发生在中等生群体中。

一是优等生不再“优秀”带来的学习压力。

在小学和初中阶段长期表现特别优秀的学生，学生自身及其家长一直以来抱有较高的期待，但进入高中阶段后他们发现自己似乎无法适应高中学习的节奏和强度。这些学生“如果长时间找不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长期无法适应高中学习的难度和强度，在正常考试中自然无法继续保持优异成绩，他们便逐渐丧失了学习热情、学习自信”。义务教育阶段积累的“优生光环”逐渐淡化，由此产生巨大心理落差，“这些孩子会变得越来越敏感，部分特别敏感且在乎外界评价的学生，这时候也就容易出问题，特别害怕或者反感家人询问自己的学习状态和考试成绩”。

二是中等生努力无果被反超带来的学习压力。

义务教育阶段处在中等位置的学生，在分数上与同段位学生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但是进入高中阶段之后，有些学生看着曾经比自己差的同学突然赶上自己，或者发现自己很努力也无法保持原来位置的时候，有的就会表现得非常慌张，不知所措”。我们访谈的多位高中教师提到，高中阶段的学习更考验学生深层次的思维能力，而不再是简单的机械式记忆，因而数量庞大的中等生群体在高中学习过程中适应能力有差异，“看似大家成绩都差不多，但如果不能及时找到合适的学习方法，不能及时转变学习思维惯性，就很容易被其他同学超越”。同段位学生之间深层次的学习能力能够被考试成绩和排名检验出来，他们也会因此产生巨大的压力。

人际型抑郁

人际型抑郁是指由同辈关系排斥诱发的心理问题。当前学生之间的关系总体比较纯粹，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变化。某学校的心理老师谈到，在她接触的学生中，有些是因扭曲、异化的同学关系产生的心理问题，“有些孩子在校期间，经常被同学取外号，或被同学集体孤立，或被同学全体嘲讽。有些严重缺乏同理心的孩子给同学取外号简直肆无忌惮，甚至在这些孩子看来就是一种乐趣，比如嘲笑同学说话的音色就说娘娘腔，嘲笑同学的耳朵偏大就取绰号‘大象’，嘲笑同学体形宽大运动不灵活就叫‘东北熊’，等等”。这些带有明显嘲讽性的语言或行为上的欺凌，给一些学生带来了持续性的伤害。

有班主任总结说：“这种欺凌其实很隐蔽，一般发生在班级中成绩不拔尖但比较善良的学生身上，他们常常独自忍受这些羞辱，如果不主动表露出来，班主任就不会注意到他。”如果长期遭受排挤、诽谤等不公正的待遇，孩子就容易产生心理问题，也许是仇恨的积累，也许是自卑的积累，“这些负面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就有可能爆发，或者导致严重的心理疾病，或者产生报复性行为”。

事实上，有组织地、有针对性地排斥某位同学的现象，反映当代中小学生人际关系呈现出“团体化”“利己化”的倾向。“现在的初中生，2～3人的小团体特别盛行，在一个寝室内可能就有3～4个小团体。小团体内部成员的占有欲很强，如果不小心被这个小团体抛弃了，而其他的小团体又特别封闭，那这位同学就可能成为‘孤岛’，真的没有人跟他玩耍！”

情感型抑郁

情感型抑郁是指由父母不当关爱诱发的心理问题。具体表现为两种：一是生活在离异或留守家庭，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二是虽然生活在完整的家庭中，但得到的是父母专断式的关爱。这两种情况下，学生无法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此处仅讨论第一种情况。农村中离异和留守家庭具备有家庭收入不稳定、家庭教育不完整和家庭陪伴难供给三大共同特点。

首先，家庭收入不稳定所产生的经济压力会通过各种途径传递到子女身上，比如对子女零花钱的开支进行过于细致的监管，或者经常表达家里挣钱供孩子读书特别不容易，以刺激子女在校努力学习等。

其次，家庭教育不完整，如因家庭教育主体缺位、家庭教育方法不当等产生的“棍棒式教育”“否定式教育”，这些以惩戒为主导的家庭教育可能会不断削弱子女的自信心。一位心理老师说道：“有个上初二的女孩子，她母亲就经常骂她：‘你怎么不去死？！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母亲经常这么说，她也就听进去了，所以经常跟朋友讨论死亡方面的话题，到我这里来咨询的时候，已经没有多少求生欲望了！”

最后，家庭陪伴的实质是亲子有效沟通和情感深度互动，以父母合力为主导的家庭陪伴才是培养子女安全感的关键方式，但离异家庭或留守家庭在这方面很难发挥作用。当隔代陪伴长时间替代亲代陪伴或是陪读替代陪伴时，子女难以从中获得根植亲子关系的安全感。

总体来看，当代青少年抑郁总体上呈现出四大特点：一是从发现方式来看，一般都是由班主任通过日常观察发现学生出现了异常，然后转介心理老师与该学生深度交流沟通后才被确定，进而引起家长重视；二是从发病表现来看，从最初的只是有负面情绪到最终发展为极度厌学、封闭自我甚至出现自残自杀的行为，精神抑郁带来的自我伤害日益极端化；三是从病程发展来看，非病理性抑郁心理发生呈现低龄化趋势，当这些非病理性的抑郁情绪得不到及时疏解而不断积累时，当青春期多重压力聚焦个体时，就容易转变为病理性的精神疾病，最终经相关医院诊断后成为抑郁症患者；四是从传播效应来看，随着网络时代、数字时代的到来，青少年抑郁群体通过各种网络传播途径强化负面情绪、建构消极话语、合理化自残行为等，这类网络传播事实上放大了抑郁情绪带来的“消极感”“无意义感”“病态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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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青少年走出抑郁提供社会支持系统

面对日益严重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结合一线教师的教育教学经验，我们建议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主动发现而不是被动告之。

从抑郁症的病程发展来看，在确诊为精神疾病之前，绝大多数有心理问题的青少年会经历一个漫长的“潜伏期”，即情绪低落、排斥学习、生活消极，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青少年的心理亚健康状态可能在小学或者初中就已经初现端倪，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被重视，如心理老师的配备重点在高中而不在初中或小学阶段，又如大多数家长会以子女年龄偏小为由而简单地认为他们只是“不开心”“生闷气”甚至“无病呻吟”“小题大做”。在心理老师看来，“这往往容易错过最佳干预期，即使他们当时就是有点钻牛角尖，也需要家长或老师进行积极回应，使孩子的负面情绪得到及时释放，才不会长期处于学习和生活的低谷”。

湖南隆回某中学的心理老师陈某，工作6年以来，接触了上百人次的前来咨询的学生，她说：“不论是主动来找心理老师咨询的还是班主任建议其来咨询的，绝大多数同学通过2～3次毫无负担的沟通交流后，他们埋藏在心底已久的情绪得到释放，心境就会随之发生变化，如果家长积极配合，理解子女的状态，积极改善亲子关系，这些孩子就能逐渐从非病理性的抑郁状态中走出来，重新回归正常生活。所以，对于这些孩子，发现要趁早，被看见即治愈，被倾听即治愈。”

二是融入班集体而非小团体。

在与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聊天过程中，我们发现优秀的班主任都善于引导学生建立“大家庭式班级”

在这类班级中，同学关系具有整体性和开放性特点，师生关系具有规则性和生成性特点，由此形成师生共建的一个有温度、有爱心的“大家庭”。整体性强调同学在参与班级事务管理中有分工合作但无特权主义，开放性强调同学在彼此相处中有边界远近但无歧视排挤；规则性强调班主任在处理学生矛盾过程中需坚持基本原则以维持校园正义，生成性强调班主任在管理学生日常学习中需“恰当点缀”以调剂枯燥压抑的学习状态。

对于心理已经出现问题的同学，由清朗的生生关系、师生关系所支撑的陪伴式教育非常重要。比如湖南某县高级中学某班主任，虽为历史老师，却喜欢养植物来调节生活，于是，她给自己班上每位同学都发了各种小型植物、营养土和盆栽工具，有多肉、有绿萝、有仙人掌、有茉莉花等。她说：“一开始有些男孩子不太接受，但是看着班上其他同学都有一盆植物精心打理，也就慢慢习惯了。现在孩子们都把自己的植物当作宝贝，课间有时间就搬到外面给它们晒晒太阳、修修枝，自己没空的时候会拜托前后左右的同学帮忙浇浇水啥的。有一次，班上一位同学的植物被人蓄意破坏，我真没想到大家那么团结，全班同学非得要求学校查看监控，一定要找出破坏者。虽然最后没有找到‘凶手’，但班级的凝聚力、荣誉感，对班级‘财产’的集体保护的主人翁意识立刻展现出来。”

三是环境支持与个体治疗相结合。

目前绝大多数学校对于已确诊为抑郁症的同学所采取的措施相对保守，即学校出于学生人身安全考虑一般建议学生休学在家治疗，通过药物治疗基本恢复后再返回学校继续学业。但调研发现，这些孩子回到家庭并非最优选择。

一位心理老师就提道：“这些孩子本身内心非常孤独，让他们独自回到家庭，如果监护人并没有真正转变，对他们来说会更加艰难和痛苦。其实，只要真正打开了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真正感受到来自班主任、同学、心理老师、朋友的关爱，加上学校各种丰富多彩的活动进行调节，他们可能更容易恢复。”

经正规医疗机构鉴定的中度、重度青少年抑郁症，其背后往往是多重因素叠加造成的。他们从心理问题发展到心理疾病的过程，其本质是个体成长所需的社会支持网络持续遭到破坏且自身难以继续面对现实生活的“孤岛化”过程。尤其是青少年所在的家庭，原本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系统，但因种种原因，比如离异、留守、家暴等，无法发挥作用。因而，在治疗阶段让这些青少年“回家调整”并非最优选择，他们在熟悉的学校、班级场域中依托“有温度的集体”，同时配合药物治疗，其实对他们走出抑郁状态更加适合。

杨华雷望红等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县乡的孩子们》是在武汉大学贺雪峰教授指导下，由杨华、雷望红领衔的华中村治研究团队集体创作。这是一部全面揭示县域教育运行状况、聚焦县乡学子困境与前途的调查研究著作。

作者们通过对县乡学校、家庭、教育管理部门及基层社会的全方位调查，以案例的形式呈现学校的运转、教师的想法、家长的诉求、学生的心态、政策的执行等教育一线状况，探寻县域教育的现状、问题、前途。

书中重点探讨了社会各界关注的教育热点问题，比如超级中学、县中衰落、分班管理、校长治校、学生沉迷游戏、校园欺凌、非教学任务大增、青少年抑郁、家校关系、陪读妈妈、“双减”政策及其执行、普职分流、寄宿制、“教育新城”等。

书中提出了县中、乡校、村小的教育发展模式，认为三者构成当下的县域教育体系，既公平又有效率，明确反对对小规模学校过度投入。

书中对超级中学跨区域招生进行了批评，认为超级中学制造了教育竞争压力和全民教育焦虑。书中对“县中塌陷”做了深刻解剖，认为县中承载着县乡大多数孩子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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