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北京保卫站在于谦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北京保卫战，于谦面临的任务是守城，一切都要为守城服务。这是基本原则，不容更改。也就是说，于谦“出城迎敌”，也是为了守城。

道理很筒单，出城迎敌可以有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守城加保险——否则的话，那么长的城墙，处处受敌，万一有一个地方失守，敌人就可能从这个缺口鱼贯而入，那形势将靡烂不可收拾。

道理都懂，但实际操作起来，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守城毕竟是居高临下，有“地利”。而出城迎敌，那是双方平等的消耗战了。也就是说，相比于“坚守”，“出城迎敌”能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也会消耗我方有生力量。

所以，选择“坚守”还是“出城”，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是我方军队数量问题。如果我方人少，适合坚守，因为出去打光了就没人守城了；如我我方人多，有充足的后备兵源，才可以出城迎敌。

当然，人多人少，不是绝对的，还要跟敌方进行对比。

当时情形是怎样的？

自从8月16日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俘，消息传回京师，明朝已经料到瓦剌一定会进攻北京，甚至有迁都之议了。幸亏主战派占了上风，开始调军备战。

明军主力在土木堡折损殆尽。但是这么大的国家，岂能没有后备军队？10月11日瓦剌兵抵北京之前，于谦已调动部分备操军、备倭军、运粮军、浙军进京，还顺道去通州粮仓带上了粮食。所以这时的北京，实际是兵多粮足，具备了出城迎敌的实力。

其实以国力而言，瓦剌是远不能与明朝相比的。土木堡也好，进攻北京也好，都是没有必胜把握的“斩首行动”。之所以引起明朝的巨大恐惶，是因为国君被俘、京师被攻，心理的威慑更大于实际威胁。

所以，以于谦为代表的大明朝廷迅速立郕王为帝，解决了“国君被俘”带来的种种不利。

所以，以于谦为代表的主战派，组织了“出城迎敌”，而不是“坚守”，采用主动进攻的态势，来激昂全城、全国军民的斗志。打破了军民大众对瓦剌的忌惮畏惧心理，我方就不再被动了。

果然。10月11日，瓦剌兵抵北京城。10月13日，于谦、石亨率众大败瓦剌军。11月8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保卫战以明朝的胜利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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