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缉令在现代治安良好的社会里已经不多见，偶尔出现的时候也往往是电子图片的形式。但在古时候，通缉令可以说是任何一个人类聚居点都一定会出现的东西，一些为非作歹之人甚至会认为自己登上通缉令是一种荣耀，当地官府也会针对罪大恶极的恶徒对大众许以不低的赏金。

抽象的古代通缉令

现代通缉令的信息是十分完善又具体的，中国推行的户籍制度让绝大多数人口都在户籍系统中录入了足够清晰的证件照，只要警方能够确认罪犯的身份，也就能获得罪犯的长相和基本信息，热心群众拿着通缉令一对照，罪犯们往往无所遁形。

再加上天眼系统的愈发完善，高清摄像头搭配人脸识别系统可以轻松在数亿人口中铺捉到犯人的面孔，并对其行踪进行定位。当然这

也仅限于治安系统普及率极高的中国，如果是放在其他国家，警方追逃的效率会慢上许多，甚至让一些穷凶极恶的歹徒得以逃出生天。

相较于信息明了的现代通缉令，古代的通缉令就显得非常抽象了。在一些古装剧中，经常会出现被通缉的角色只要变个装或者带个草帽就能大摇大摆地在捕快面前蒙混过关的剧情。有的人可能会觉得这是编剧故意为之，毕竟都走到脸上了怎么可能还认不出？但这还真怪不了编剧，古时候的通缉令确实是极难锁定犯人的。

原因很简单，古时候的通缉令都是用毛笔画出犯人的面容的，那时候没有犯罪速写的概念，画出来的犯人形象往往和真实的面容有着不小的差别。别说捕快了，就是犯人自己站在通缉榜前，也不见得能认出上面画的是自己，所以蒙混过关是常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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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也会让人感到疑惑，既然通缉令根本无法确定犯人的身份，那发出通缉令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古代的通缉令真正能让人判断身份的并非是画像，而是其他关于犯人特征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犯人的长相、籍贯、犯案的大致情况等等，看了通缉令就能对犯人的大概情况有一个了解。

古人的办法

要知道古时候社会和现在是不同的，就光靠一个犯人的籍贯实际上就已经能够大概率定位这个人。因为在古代人员流动是非常小的，几乎不可能出现外地人到处跑的情况。同时籍贯不同又会造成口音和生活习惯上的差别，当地百姓只要略微留意立刻就能分辨出谁是本地人谁是外地人，再加上中国是家国天下，往往一个聚居点的人都沾亲带故，所以只要在通缉令上写明籍贯和特征特点，要找到犯人并不困难。

同时古代的犯人不像今天可以到处流窜，因为那时候的野外是相当危险的，和原始森林几乎没什么区别。犯人只能在一个又一个

乡镇流动，只要这些乡镇互通有无，不光能确定犯人所在的位置，甚至还能提前通告下一个乡镇的官府做好缉拿犯人的准备。

除了通缉令，古时候的犯人也很难藏匿于人群当中，因为中国古代说到底还是个人治社会，即便不是为了赏金，只要当地的捕快将其判定为知情不报者，也会和犯人同罪。所以只要有类似情况，所有人都会拼命地洗清自己，为官府提供关于犯人的线索，在全民目光如炬的条件下，犯人几乎不可能有地方藏身。

类似的同罪制度还有很多，包括连坐制和保甲制，比如犯人如果是团伙作案，为了不牵连自己的家人，其被抓获的同党往往会绞尽脑汁的帮助官府抓捕仍在在逃的犯人，以获取从轻处罚和对家人的赦免，所以在古代当罪犯也是代价极高的，古代的执法力度并不比现代社会小多少。

令人追逐的赏金

赏金是通缉令上必不可少的一项，往往写在通缉令的最后，不少官差甚至直言：只要有这最后一句话，犯人就一定跑不了。赏金这种物质奖励能够极大的刺激人们追捕讨饭的积极性，不论是东西方，

都存在赏金猎人这样的职业。中国古代明确记载的赏金制度可以追溯到唐宋年间，但如果宽泛一点，其实很早就有上位者通过许诺物质奖励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一种赏金行为。

赏金的高低和逃犯的身份、犯罪的严重程度以及抓捕的难度都有很大关系，如果逃犯的身份十分紧要，比如某被抄家的豪门大户独子，那赏金往往不低。如果有人犯下震惊十里八乡的大案，如刺杀官府人士或者任何不可饶恕的罪行，人头也会值一些钱。还有一种靠自己本事提高赏金的，如果是屡次逃脱抓捕的江洋大盗，官府同样会悬赏高额奖励。

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很多时候赏金的数量往往能让一个普通家庭翻身，所以很多人都会悬疑铤而走险试试自己的运气。在对财富的渴望下，这些人的潜力往往会被激发，遇上逃犯甚至敢以命相搏，一般来说只要赏金达到了一定程度，逃犯离被绳之以法也就不远了。

不过古代作为人治社会也有着很多的漏洞，比如虽然官府的抓捕效率可能不见得低，但官府也可以选择不抓，只要关系打点到位甚至连通缉令都不用上。再者中国古代有山高皇帝远的说法，当地官府就相当于土皇帝，即便真的被抓了，如果愿意拿钱消灾，官府完全可以帮其找个替死鬼，只要你不说我不说，上面自然也查不到地方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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