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上将失手枪杀战友，主席求情饶他一命，他后来是如何回报的？

陈伯钧上将，是1927年跟随主席参加秋收起义、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元勋之一。

他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人才和军事教育家，这个传奇式的跨越彰显了陈伯钧出生入死的拼搏之志，同时也饱含着主席耳提面命的教诲之情。

1928年春，陈伯钧在红四军教导队担任区队长。

教导队队长兼党代表吕赤是一位优秀的干部，在学员中很有威信。

当时，红军武器弹药缺乏，陈伯钧在袁文才部工作期间，弄到一支名为“曲天”的旧式手枪，兴高采烈地向吕赤夸耀。

但这支枪扳机有毛病，不能击发，吕赤就说：“你那枪打不响，还不是半斤铁，扔了算了！”

两人都是四川人、黄埔同学，又都是共产党员，感情很好，所以在一起常常开玩笑。

陈伯钧舍不得扔，把手枪零部件拆开，找来煤油反复擦拭，终于鼓捣好了。

一天，吕赤带队外出执行任务归来，陈伯钧笑着迎上去：“我这枪可不是‘半斤铁’了！”

说着，他拉动了枪栓，但是他忘记了一点，枪里还压着子弹。

意外就在这时候发生了，子弹传过吕赤的头部，人当场就去世了。

陈伯钧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心情沮丧，随即被关了禁闭，等待上级的处理。

教导队长被陈伯钧打死的消息传开，大家议论纷纷，士兵委员会的人扭着陈伯钧去见主席，再三要求枪毙陈伯钧。

主席曾与陈伯钧一同出生入死，对他的品质、才干十分了解，他把士兵委员会主席找来商量：“陈伯钧打死了吕赤，同志们都在议论要陈伯钧抵命。可是，大家想过没有，我们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如果再拿一个好同志偿命，这样做对革命是有利还是无利？陈伯钧既然不是有意伤人，我看还是不要他偿命为好，让活着的同志去完成死了的同志未完成的工作。”

大家见主席讲得既不失法度，又入情入理，情绪渐渐缓和下来。

这时，仍有人问：“难道就这样不了了之吗？”

主席严肃地说：“当然不是，我们不让他偿命，但还是要惩罚他，吕赤同志没有完成的任务，要由陈伯钧一个人加倍完成，另外再罚他一百板子，大家同不同意？

看到大家没有反对，主席让警卫员先来竹板子，在大家的肩负下对陈伯钧进行惩罚。

实际上，并没有真的打一百板子，打了二十几下就停下了，据陈伯钧事后讲，主席并不是真的要体罚他，而是通过这种羞辱方式惩戒教育他，同时也为了平息大家的情绪。

他当时不喊不叫，心悦诚服地接受惩罚，陈伯钧也因此被调离教导队，到一团一连任副连长。

在红军初创的艰苦卓绝时期，主席以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大局为重，从红军极度缺乏军事指挥人才的实际出发，把革命法度的严肃性和人道主义的灵活性巧妙结合起来，成功地说服大家从枪下救出了一个有过失的好同志。

陈伯钧日后成长为解放军高级将领，得以续写自己投身中国革命的辉煌一生的史实也证明，主席枪下留人是完全正确的。

之后的几十年，陈伯钧更是以千百倍的英勇作战、流血牺牲的精神投身中国革命，不仅仅是知恩图报，而且用自己全部身心表达对事业的矢志不渝。

他先后担任军事学院副教育长、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385旅副旅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参谋长等职，颇受主席的器重。

抗战胜利后，他率领800名干部从延安经过华北开赴东北，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热河小组代表、合江军区司令员、东北军区第一前方指挥所副司令员、十兵团第一副司令兼四十五军军长，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和广西战役。

1949年初，他以湖南军区第一副司令的身份，组织46、47两军进行了著名的湘西剿匪战，为建立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

1955年12月，陈伯钧被授予上将军衔。

1974年，将军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64岁。

在惊闻噩耗之后，他的老战友莫文骅曾作词一首，悼念陈伯钧将军：

“半世纪来随主席，征南北，讨西东。血洒禾黍绿葱葱。”

这是对主席与陈伯钧长达40年的“将帅情”的最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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