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武陟东旭

“老孙同志，你两个儿子，有一个很可能是叛徒！”

1945年2月16日黄昏，定陶县城的店铺大多都打烊了，城西“孙记”烟酒杂货店却还亮着灯。

定陶县情报站长丁来宸，一脸严肃地对店铺掌柜孙祥斋说了一番话，孙祥斋如五雷轰顶，呆立在那里。

丁来宸

对此，孙祥斋5天前有所预感。因为按照约定，这天上午应该前来店里接头的同志，一直没有来。

几天后，日军在大街上张贴出布告，一名我方情报人员被执行枪决。

有人说，那名情报人员是在距离“孙记”店铺只有200米的大街上被捕的。而这名情报人员的上线是丁来宸，下线是孙祥斋。

按照上线下线推理，要么丁来宸是叛徒，要么孙祥斋是叛徒，此外还有一种可能：孙祥斋的两个儿子作为知情者，有一个是告密者。

那么，谁才是告密者？

先看丁来宸，他是高级知识分子，抗战前是定陶县第一中学校长。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他和定陶的知识分子葛伯锡、游文斋等人加入了红色阵营。

他是定陶的情报站长，所有地下组织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如果他是告密者，那么孙祥斋早就被敌人逮捕了。

除了一人有嫌疑：孙祥斋的妹夫葛伯锡，他对杂货店的真实情况也知情，会不会是他暴露的？可能性也不大。

八路军情报员（资料照）

抗战爆发后，孙祥斋于1938年将自己的大舅哥、定陶县城东南十几里观堂村的孙祥斋发展成为地下组织成员。

1938年春节，葛伯锡到岳父家去，建议大舅哥在县城开一家烟酒杂货店。

“开烟酒店干啥？”

“一举三得。”葛伯锡说，“一来可以赚钱，贴补家用；二来可以跟乡亲们聚会，宣传抗日；第三嘛，可以做地下交通站。”

孙祥斋听了欣然答应，只要是为抗日做事，他都心甘情愿。

几天后，随着一阵爆竹声响起，定陶县城“孙记”烟酒杂货店开张了。

自此，这里就成为我党的地下情报站，孙祥斋是站长。

不仅如此，这里还经常召开秘密会议，如果敌人来搜查，店铺的墙有夹层，下面有地道，大家可以从容脱身。

丁来宸（中）、游文斋（左一）

假设葛伯锡告密，那么他完全可以在召开会议的时候告密，将定陶地下组织一锅端，那样日军收获岂不是更大，自己获得的好处岂不是更多吗？

因此，丁来宸判断，是老孙的两个儿子有一个出了问题。

那么，两个孩子到底是哪个出了问题？

孙祥斋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孙学福，老二叫孙学义，两人相差6岁。

两个孩子都很孝顺，也很懂事。

所不同的是，老大孙学福只上过一年学，没有文化；老二从孙学义不但是中学毕业，还是教员。

为什么会厚此薄彼，没有让老大也接受更好教育？主要是因为当时孙祥斋的妻子当时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看病债台高筑，没有经济实力。

二儿子出生的时候，孙家的处境已经有了明显改善，供得起孩子上学。

这时候老大已经十几岁了，错过了上学机会。

为此，当父亲的心有愧疚，给儿子早早娶了个漂亮媳妇作为弥补。

抗战爆发之后，两个儿子都已经成为大人，孩子的姑父葛伯锡也希望他们加入组织，但是孙祥斋没有同意。

他认为自己一把年纪了，为抗日牺牲，拼上这把老骨头也无所谓。

儿子们是孙家的香火，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孙家的香火可就断了。

地下交通员

这样的想法在我们看来，似乎不那么“高大上”，但这是真实的心理，真实的人性，不应求全责备。

孙祥斋虽然没有让两个儿子加入组织，但允许他们站岗放哨，偶尔送情报、贴标语，参与了一些革命工作。

书归正传，回到文章开头。

听了丁来宸的话，孙祥斋开始沉思，两个孩子到底谁是告密者？

他首先怀疑的是小儿子孙学义，相比之下他年龄小，不太成熟，更容易犯错。

这种事不能当面问，他肯定不会承认，只能背地里调查。

他悄悄去了学校，向小儿子的上司和同事侧面了解，结果发现，事发当天，因为同事生病，小儿子在学校代课一天，就没有出校门。

看来，大儿子的嫌疑加重了。

可是，孙祥斋仔细回想，也不可能。

因为那天大儿子的岳父过生日，他和媳妇到岳父家祝寿去了，天黑才回来，似乎也没有作案时间。

会不会儿子到了岳父家，中途返回了？

“没有，学福跟我到了娘家，就没有离开过我。”儿媳妇说。

孙祥斋纳闷了，两个儿子都没有时间条件，但告密者又锁定在二人中间。

这就有两个可能，要么是小儿子学义的同事撒谎，要么是大儿子学福的妻子撒谎。

相比之下，前者的可能性不大，同事和校长不可能同时撒谎，而且学校的学生也是这么说的。

如果自己儿子是告密者，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是大儿媳妇说了谎。

毕竟人家是夫妻，丈夫让妻子作假，妻子当然会配合。

大儿子出去之后，他再次问大儿媳：“给爹说实话，学福是不是半路走开了？”

儿媳红着脸说：“当时走到半路的时候，学福说疝气犯了，让我和两个儿子先走，停了半个时辰他才姗姗来到。后来他告诉我，不要对你们讲这事，我就没说。”儿媳妇不解地问，“爹，你反复问这干啥，学福干啥坏事了？”

孙祥斋摆摆手说：“没有，爹随便问问，这事你暂时别对学福说。”

从儿媳妇屋里出来，孙祥斋想，即使儿子说谎，也不能说明他就是告密者。为了进一步落实，他决定让小儿子去试探一下，来个火力侦察。

这天早上，他将小儿子叫到杂货店，郑重其事地说：“学义啊，爹想让你办件事。”

“什么事啊？”

“还记得前几天敌人杀的八路军吗？可能是你哥哥告的密。”

“不能吧，爹。”孙学义瞪大眼睛说，“我和哥哥一起长大，他是什么人，我最清楚不过，没有人比他还好了，怎么可能做出那事？”

孙祥斋一想也是，大儿子没成家的时候，是走过一阵子弯路，跟村里的二流子勾搭了一阵子，到外面干过一些坏事。

可是，娶媳妇之后有了管束，大儿子就不再乱跑了。

除了种地，大儿子就是在家抱孩子，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不可能变坏。

为慎重起见，他还是觉得让小儿子去试探一下。

当天晚上，大侄子睡觉了，趁着嫂子在给小侄子喂奶，孙学义将哥哥孙学福叫到了后院。

“学义啊，鬼鬼祟祟到这里来干吗，有啥话还不能让你嫂子听到？”

孙学义装作愁眉不展的样子说：“哥，我在外面闯祸了。”

孙学福一听紧张起来，眼睛瞪得老大：“快说，学义，闯了啥祸？”

“哥，我跟学校一个女教员好上了，她是个有夫之妇，丈夫是给鬼子干事的，现在要敲诈我500大洋。”

500大洋不是小数目，当时一个教员的月收入只有大约10块大洋。

“我以为是什么事，芝麻大的一点事。”孙学福听了沉思一会，拍着胸脯道，“放心吧，哥哥给你摆平”。

“哥哥，她丈夫可有鬼子撑腰呢。”孙学义担忧地说。

“我在皇军，不，我在鬼子那也有熟人。”孙学福胸有成竹地说，“再说，哥哥我现在手头宽裕，大不了给他500块。”

“哥哥，你在鬼子那有熟人，怎么从来没有听你说过，该不是吹牛吧？”

“这你就别问了，相信我就是，这么大的事哥哥能糊弄你？”

听到这里，孙学义全明白了，他心如刀割，明白哥哥走上了邪路，无法挽回了。

孙祥斋得知后，非常痛苦，他对着小儿子的面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孙门不幸，出了这个逆子！”说着说着，一口血吐了出来。

当天晚上，他辗转反侧，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大早，他带着小儿子到了弟弟孙宝斋的家，让家人出去，关上门开始谈话。

弟弟孙宝斋也是地下组织成员，孙祥斋痛心地说：“学福告密了，前不久我们的同志被杀跟他有关……”

“哥，那该咋办？”

“我想过了，得清理门户啊！”

“哥，那可是你亲儿呀。”叔叔孙宝斋声音颤抖，眼含泪水道。

“不这样，没法给牺牲的同志交代。”孙祥斋声音哽咽，“再说了，那小子指不定哪一天把杂货店也暴露了，把我们一家都害了。”

孙宝斋长叹了一声。

老哥俩你望我，我望你，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小儿子学义见了，也在一旁流泪。

当天是星期天，按照父亲的交代，孙学义吃了早饭就去赶集了，带回满满一袋子东西，有牛肉、肘子，还有火腿。

中午，孙祥斋的妻子做了一大锅米饭，一家人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吃饭的时候，孙祥斋强颜欢笑，怀里抱着大孙子，不停给大儿子夹菜。

没有人注意到，他情绪低落，眼角含着泪花。

是啊，儿子虽然不孝，孙祥斋相信他是一时糊涂。

大儿子之前曾经有意无意流露过，自己小时候没有上学，是父母偏心，结果弟弟有体面工作，自己只能刨土。

也许是大儿子因此埋怨父亲，贪图钱财出卖了良知？这一切已经无从得知。

不管怎么说，自己的骨血，自己养大的儿子，等一会要亲手杀了他，孙祥斋心里有万般不舍。

想到这是跟儿子最后一顿饭了，他百感交集，眼泪止不住。

他赶忙站起身，假装上茅房，向屋外走去。

酒足饭饱之后，孙祥斋告诉两个儿子，要去车站接货。

两个儿子一向听话，毫不犹豫跟着父亲上路。

接货回来，已经是黄昏时分，在路过一片小树林的时候，孙祥斋看了一下小儿子。

小儿子孙学义故意放慢了脚步，让哥哥孙学福走在前面。

孙祥斋一见，从腰间掏出了手枪。

这时候，孙学义突然说道：“爹，还记不记得，小时候你背我上姥姥家去，走到这片小树林的时候，我心疼你，想下来你不让，我就故意撒谎说想尿尿了……”

孙祥斋一听，拿枪的手颤抖起来，心也软了。

又走了一段路，他咬着牙，再次掏出了手枪。

孙学义不忍，把头扭向了一边。

孙祥斋抹了一把泪，没有再犹豫，对着儿子的脑袋扣动了扳机。

“啪”一声清脆的声响，“扑啦啦”树林里的小鸟被惊得飞到空中，飞向远方……

孙学义一听枪响，看都没看，拼命跑向树林，用手不停地捶打着树干，忍住没有哭泣。

孙祥斋则跪在地上，抱着倒在血泊中的儿子，泣不成声：

“儿呀，儿呀，爹舍不得杀你呀，爹不得不这样做，原谅你爹吧……”

左丘明在《左传·隐公四年》讲道：子从弑君之贼，国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义灭亲。

意思是说，一个叫石碏的大夫，有个很疼爱的儿子名叫石厚，跟着别人干坏事，屡教不改；无奈之下，石碏大义灭亲，亲手杀了逆子。

一位革命者，一个慈爱却又深明大义的父亲，亲手杀了自己的汉奸儿子，是现代版的大义灭亲！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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